在向纳粹德国强制劳工进行赔偿的问题上，德国经历了抵制、屈服到自觉的过程，最终表现出了诚意，得到世界舆论的认可。
根据历史档案记载，纳粹德国二战期间从占领地区强征大约1200万外籍劳工到德国企业做工，其中主要是犹太人和中东欧国家的劳工。仅1944年，德国企业就有30%的工人是外国劳工。
二战结束后，对于劳工赔偿，德国只有一些大企业自行同犹太世界签订了协议，而更多德国企业则拒绝赔偿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，随着大量二战档案被解密，纳粹强征劳工的遭遇被更多公开，纳粹劳工历史进一步公之于世。
1998年3月，纳粹劳工幸存者通过美国法院要求征用劳工的德国企业予以赔偿。同时，波兰、美国、俄罗斯等国的众多幸存劳工向本国和德国法院提起赔偿诉讼，起诉德累斯顿银行、西门子、宝马、奔驰、克虏伯、德国铁路公司等德国大企业在二战期间使用劳工并获利。美国律师仅在1998年8月就收集了60多起强制劳工案件，声言如果德国拒不赔偿，他们将诉诸法律，届时德国赔偿的数额将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但德国大企业和政府一开始都相互推卸责任。转折出现在1999年，格哈德·施罗德当选总理后，与12家德国大型企业领导人达成一致，决定建立一家基金会来运作纳粹劳工赔偿事务。大众、福特(德国分公司)、商业银行、安联、巴斯夫、拜耳、戴姆勒-克莱斯勒等大公司成为该基金发起者。因为这些大企业意识到，劳工赔偿问题不解决，其海外投资和国际形象都将严重受损。
2000年8月，德国通过了《赔偿基金法案》，对纳粹强制劳工的获赔资格和获赔金额作了详细规定，并依法在柏林成立了“记忆、责任和未来”基金会(德文简称为EVZ)。随着德国媒体大规模宣传EVZ和不断施压，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也出资加入EVZ。EVZ的50%经费来自捐助，德国100家大型企业共捐款12亿欧元，6500家中小企业捐款同等数额。
2000年9月，EVZ正式启动具体赔偿工作。符合赔偿条件的劳工被分为A、B、C三类，A类可获赔7670欧元，B类和C类最多可获赔2560欧元。
德国科隆市一家纳粹历史档案馆珍藏了二战时期的各种档案资料，只要名字、照片出现在某个档案中，就可被视为合格索赔人。查不到任何证据的人也可来这家档案馆，向掌握相关历史的人员叙述自己的经历，如做劳工的城市、企业、工种，如果所述情况与历史相符，档案馆也会出具相应证明，约2000多人凭口头叙述得到了索赔人的资格承认。
当时纳粹劳工幸存群体平均年龄已高达81岁，对他们来说，德国对二战纳粹受害者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赔偿的现实意义微不足道。俄罗斯老人伊万对德国媒体说：“这笔钱虽然使我们心里有所安慰，但一想到那些不在人世的同胞，我们更加难过。不幸的是，对许多受害者来说，这笔赔偿来得太晚了。”2001年6月第一笔赔偿金发放时，有10%的索赔者在等待诉讼认定期间离世。
赔偿工作一直持续到2007年。2007年6月12日，EVZ在柏林总统府举行仪式，宣布历时7年的对二战纳粹强制劳工的赔偿工作正式结束，共向100多个国家的166.5万名纳粹强制劳工支付了43.7亿欧元的赔偿金。
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仪式上讲话说：“完成对这些劳工的赔偿工作让我们如释重负，尽管金钱永远无法弥补这些劳工所遭受的痛苦。”她同时表示，赔偿是通往和平与和解道路上必须采取的苦涩举措。
也有少数人拒绝接受德国人的这种一次性赔偿方式，特别不能接受“德国作出赔偿后，任何人不能再对德国和德国企业就此问题提出起诉”的条件。
德国媒体评论说，这次大规模赔偿行动可以向世人表明，如果愿意以实际行动纠正曾经犯下的错误，永远都不会太晚。这种模式可以为一些相似的、寻求战后和解和赔偿的行动提供一个样板。
(本报驻柏林记者 田园)
